欧洲需要清晰地说出其解决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做法。
我国的地方债制度，应在2009—2010年登堂入室的基础上，按照阳光融资的导向继续规范发展，适当扩大其规模。自1994年以来，除个别年度，中央补助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在45%以上，有些年度高达半数以上(如2004年为50.54%)，因而已成为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支撑——当然，这些补助主要流入了我国欠发达的西部与中部地区。
丹麦、挪威、葡萄牙等国在40%以上。于是，主导性的体制特征，必然是要求形成中央本级多收少支、以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模式，换言之，从分税制之下中央地方之间收入分配的内在逻辑来看，全局的合理性必然是要求首先中央本级收支，然后，再依靠中央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实施倾斜支持，有针对性地使欠发达地区也能将其财力与其事权相匹配，得以多拿到一些可用财力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于是地方本级总计必然支收)。假如我们不能坚持最基本的全国一律特征，我国分税制的根基就会动摇——试想，如按有些同志听来似乎有道理的主张，把欠发达地区的增值税25%分享比重(或所得税40%分享比重)提高，用以因地制宜地缓解地方困难，那么这一个省(区)如果调为50%，另一个省(区)马上会抬出一大堆理由要求升为60%，最欠发达的边远省(区)则可能会要求70%以上，而发达地区同样会忿忿不平地摆出一大串困难来也要求改变比例，这样，体制的实际规则，就会转变为一地一率、讨价还价的分成制，分税制体制的框架便将随之而轰然倒塌，于是乎，原来弊病丛生、苦乐不均的跑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无休止的扯皮等等问题，就都会卷土重来。此外，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除规范的转移支付外，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还存在另外两类财政资金的流动，即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地方对中央的上解收入，它们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稳妥处理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而出现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转移支付。相应地，转移支付也将主要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财力转移即资金向下流动格局。
因此，在各自本级的收支账上中央政府收大于支、地方政府(合计)支大于收的格局，必然成为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下的常态格局。这就注定会产生区域间财政收入丰度显著的横向不均衡。（二）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转型。
全球治理结构将深刻调整，与多极化趋势相互促进。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变局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积极防范风险，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一、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一）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面对深刻的世界经济变局和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我们应当继续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有效化解各类矛盾。
除技术变革之外，还有产业转移和贸易自由化等重要的因素在推动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和投资都将保持强劲势头，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会加大。
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格局和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存在矛盾，一国主权货币政策影响甚至决定其他主权货币命运，美元贬值将直接损害各国美元资产的安全，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内在缺陷仍可能引发世界经济动荡。据世贸组织预计，到2010年底，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达到400个。主要发达国家复苏放慢迹象增多，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二）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一）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坎坷，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期。世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大趋势中谋划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为应对并跨越金融危机，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提出扩大出口和振兴本国制造业的政策，力图引领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升级。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将争取到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我国的压力日益增大，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傲慢论和威胁论也会花样不断翻新。
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三）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
随着世界经济和金融状况改善，全球投资今年上半年已重新进入上升区间，预计今后两年会继续小幅回升。不断增强防范各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三）主动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面对世界经济深刻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型，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关键领域的改革创新，构建高效有序、更加开放、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而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世界力量对比将继续发生变化。发达国家遭金融危机重创，加上人口老龄化负担沉重，未来经济增长并不乐观。
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面分析了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复苏较快，但是通胀压力较大，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抵御外部冲击能力较弱，经济复苏可能发生波折，进而减弱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有利于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扩大我国在全球和区域内配置资源的回旋余地，并与合作各方形成共赢格局。
尽管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好于预期，但是美国、日本、欧盟等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信心恢复迟缓，房地产市场和私营经济尚未全面启动，库存调整放慢。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受到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制约，对传统能源资源的依赖程度更大，面临的环境代价、能源价格上涨和西方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会继续上升。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我国的压力日益增大，所谓的中国责任论、傲慢论和威胁论也会花样不断翻新。围绕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各国共同应对的共识程度在提高，但在责任义务界定、发展权益维护、转型路径选择、技术资金援助等方面，还会存在长期争议。后危机时期新技术、新市场将形成新的海外投资热点。
（三）主动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全球供给结构调整也将引起需求结构变化，市场重心可能转移。
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巨大挑战，但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础或根本趋势。2000—2009年，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4%上升到3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
二、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外部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一）世界经济复苏曲折坎坷，可能进入中低速增长期。（二）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转型。
（三）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总体上看，机遇大于挑战，国际环境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们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这将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多区域内的自由流动，从而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
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格局和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存在矛盾，一国主权货币政策影响甚至决定其他主权货币命运，美元贬值将直接损害各国美元资产的安全，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内在缺陷仍可能引发世界经济动荡。在全球投资复苏过程中，跨国并购的上升势头最为明显。
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和投资都将保持强劲势头，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会加大。发达国家扩大出口和振兴制造业，可能挤压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空间，拉大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固化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地位。
（二）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重组中的多国集团比较松散，目标、利益多元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还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
